法学家茶座》2015年第1期
按照我国《刑法》的规定，贪污、受贿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应处死刑。但是，我们发现，近几年来，巨贪很少有被判死刑的，即使情节严重让人早已发出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”那种类型的巨贪也会在死刑之外做逍遥游。
纵观新中国惩贪史，上世纪80年代，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因贪污、受贿6.9万元被判处死刑，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处决的县委书记级别的贪官。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，贪污、受贿10万元以上几乎都要被处决，赶赴阎王的约会。伴随着物价飞涨，贪污、受贿的金额不断上涨，贪腐者的“命价”也在不断地上涨，但每年刑场上无例外地都要倒下一批贪官。然而，近几年来，面对贪官，正义的枪声却逐渐稀疏，以致像陈同海这样受贿1.95亿元人民币、李华森贪腐1.6亿元人民币、张新受贿1.24亿元人民币的大贪官竟不处死刑，享受“人性”执法的好处，浪荡于刑场之外，从昔日刑场上的常客变为难得一见的稀客。如此实行的结果，贪官们并未“感恩”仁慈的法官而稍有收敛，相反，他们以百倍的疯狂，用扎扎实实的“业绩”，在法官的菩萨心肠上写下了“骇人听闻”几个大大的字，使贪腐形势在短短的数年内便成为建国以来最严峻时期。
为什么法律规定的死罪，实践中却打了折扣？
不错，少杀、慎杀历来是我国对待死刑的刑事政策，但我国刑法在没取消贪腐罪死刑之前，任何人、任何机构都不应擅自把刑法架空，使刑罚的威慑作用无从发挥。
大家一定还记得，建国伊始，百废待兴，亿万人民意气风发，谁知刘青山、张子善这两只“吊睛白额大虫”跳将出来，危害社会，共和国领袖朱笔一挥，换来了官场二十年的廉政清明。而曾荣升为国家领导人的成克杰以他迈进刑场的“动人之举”为国家的反腐树立了光辉榜样，坚定了全国上下反腐的决心和信心。然而，当反腐正烈时，高悬在贪官头上的那把最有威慑力的利剑却被人为地取消了，遂使反腐形势急转而下，一发不可收拾，额手称庆的自然是大小形色贪官。现在看来，诛杀贪官最少的正是曾经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，在他的“英明”领导下，贪官们适逢历史上最好的时期，贪腐亿元也不担心脑袋搬家，若刘青山、张子善泉下有知，定会发出生不逢时的感叹。
当然，因为周老虎是大贪官，惺惺相惜，在死刑上放纵“同道”，此问题容易理解也容易解决。问题是，许多学者、法官也在默默地做着这些事情，为死刑贪官鼓与呼，使贪官在吸足民脂民膏后还能露出“灿然的、欣慰的笑容”，以死缓、无期的刑罚进入监狱，然后“保外就医”，回到亲人温暖的怀抱，更添傲视制度、蒙羞社会的资本。
死刑能否对贪官起遏制作用，一些人始终不断地在质疑。其实，不单新中国65年史，而且整部中国史都已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一个王朝的前期为什么生气勃勃，赢得百姓的拥护，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该王朝的“高祖”、“太宗”清正廉明，铁腕治贪，用严刑峻法威吓贪官，使那些想在贪腐道路上裸奔的官员不得不有所顾忌，收敛起贪腐的锋芒，使“爱民如子”口号不至于那么太过忽悠。所以，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“刘青山、张子善”，都会毫无例外地丧命于“高祖”、“太宗”的朱笔之下。而“高祖”、“太宗”俱往矣后，“仁宗”、“顺宗”便继位了，贪官就在皇帝仁慈的目光下，顺理成章地把民脂民膏搜刮，最终导致王朝的覆灭。无数历史事实证明，一个王朝的覆灭只会断送在对百姓严刑峻法的皇帝手中，绝不会断送在对贪官严刑峻法的皇帝手中。这是历史的铁律。在当今，适当地控制死刑的适用是必要的，但对那些动辄贪腐几千万、上亿元的贪官判处死刑绝对必要，否则，在任何时髦理论的导演下，放纵罪大恶极的贪官都是危险的，势必导致王朝兴亡周期律过早地发挥作用。
从世界范围来看，已经有不少国家废除了死刑，这些国家废除死刑的一个理由是保障人权。有些国家或组织自己废除死刑不说，还“蛮横地”要求其它国家跟着它们来，否则，一概斥之为蔑视、践踏人权。其实，我们用刑罚等级最高、严厉程度最强的死刑对付贪官就是为了保障更多人的人权。众所周知，生存权、发展权是人权的核心，是首要的基本的人权。而贪官徇私枉法、横征暴敛、贪污纳贿、卖官鬻爵、鱼肉百姓，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人权，尤其是生存权、发展权。试想，在人均GDP收入不足7000美元的我国，一个聚敛亿元的贪官，把蛋糕切去了一大块，无疑会使许多人的生活水平下降，使这些人的生存权、发展权受到严重影响。中国的基尼基数居高不下，贪官的“贡献”不可忽视。因此，惩贪就是保障人权，对罪大恶极的贪官处以死刑，就是用严厉的刑罚保障公民的人权。
近几年来，在我国发现了多起冤案，有些甚至错杀，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。这成为反对保留、适用死刑的一个理由。不过，经过分析，就会发现，在惩贪治腐时，很少发现错杀者，原因在于此类案件贪官都会毫无例外地留下赃物，尤其以孔方兄居多。人证物证俱全，白纸黑字，贪官无法抵赖，只好如实招供。所以，不比凶杀案，贪腐案在适用死刑时“放心度”极高，没有错杀的后顾之忧，法官尽可大胆地把除恶的利剑挥向刘青山、张子善以降的各位依靠权势手段先富起来的贪腐者。
用死刑惩处巨贪是挽救党和政府威信的重要一环。纵观历史，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贪官。海瑞、包拯为什么赢得老百姓那么多的爱戴，就是因为他们刚正不阿、清正廉明、一尘不染，敢替民做主。朝朝代代老百姓望穿秋水呼唤清官，就是因为贪官鱼肉百姓，把老百姓压迫地喘不上气来。倘若没有清官的雨露滋润，无望的百姓早就揭竿而起，用武器代替法律，处决大小贪官。所以，为了社会不至于失序，就必须对那些巨贪动用极刑，恢复失去的民心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实行法治，依法治国，建立完善的制度，使官员无贪机（有战机自然有贪机）可乘，使“替民做主”的升级版“为人民服务”更加名副其实。
对巨贪处以极刑，也为大环境所迫。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富强，深得人心。但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制度变迁的过程，出现制度漏洞在所难免。中国社会几千年，商品经济极不发达，官本位盛行，社会围绕着大大小小的官员转。那些巨贪，虽被判刑，但只要能保住脑袋，不被杀头，凭以往在官场的人脉，在监狱里也呆不了几年，就会“保外就医”，逃避刑罚的制裁。即使呆在监狱，也会享受超国民待遇，仿佛进了天堂似的，一些人甚至连性生活也有保障。在整个社会存在“弥漫性”腐败的情况下，不对那些巨贪处以极刑，等于变相鼓励其他官员进行腐败建设。
对巨贪不处死刑，一个重要理由是能积极退赔赃款。其实，所谓“积极退赔赃款”完全是“伪积极”。假如一个贪官贪腐1百万元，全部挥霍，法院会认定其情节恶劣，加重处罚，被判10年以上徒刑。另一个贪官，贪腐1亿元，挥霍1百万元，退赔9900万元，会认定其退赔赃款积极，减轻处罚，被判死缓。而按著名刑法教授陈兴良的统计，在我国，死缓的平均执行年限为18年。这就是说，贪腐1亿元与贪腐1百万元在我国所受到的刑罚实际执行下来几乎相差无几，这是何等荒唐的刑法制度设计啊？！这样的刑罚只会鼓励贪官把贪腐事业进行到底，使自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贪变为赫赫有名的巨贪，然后，在东窗事发后积极退赔，为社会再做“贡献”。
其实，在这里，我们不应忘记，那些大肆挥霍赃款的贪官，并不是秉性就喜挥霍（刨除少数例外），只不过大多官小能量有限，不挥霍就不能提高生活水平。而那些巨贪，往往身居高位（当然也有罗亚平那样少数十品以下芝麻官），吃喝嫖赌全报销，挥霍余地有限，自然日后就会捞个积极退赔的“美名”，从而忽悠了广大善良的人们。所以，善良的人们，应警惕那些积极退赃的巨贪，不把他们送上刑场，肃贪就是一句空话。
切不可忘记，我们国家是熟人社会，关系网遍布，官员晋升往往比拼的是背景和关系。因此，对巨贪不处死刑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巨贪的背景和关系，从而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。事实上，像陈同海这样赃款创新高的巨无霸贪官不被处死，就已经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联想，这对建设法治社会极为不利。建设法治社会的口号我们已经提出了十几年，精耕细作尚不及，决不能因对这些巨贪的留情而让人民失去实现法治理想的信心。
减少死刑适用乃至最终废除死刑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大趋势，但在现阶段，废除死刑在我国尚属奢望，限制死刑的适用倒是不错的选择。不过，对那些巨贪决不能仁慈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否则，改革开放的成果就会毁在这些人的手中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中外无数历史经验的总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