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扒窃”一词，主要在侦查学和犯罪学语境中使用，乃是公安一线民警在工作中常用的术语。严格意义上，“扒窃”并非规范的法律用语，只是盗窃的一种特殊形式。刑法修正案（八）将扒窃行为入刑，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既有对刑法规范文本本身的争议，更有司法实践中处理上的认识不一。虽然扒窃应否入刑的刑法修正案（八）出台前，已经过充分的调研和广泛的论证，其必要性无需再次论述。但执法的随意性和和选择性症结之一在于执法主体思想认识的误区，对于扒窃行为有无必要作犯罪处理存有疑惑，仍有必要进一步从理论上予以廓清。
扒窃案件是实践中常见和轻微的治安案件，有观点认为，将扒窃入刑无异于用刑法这把牛刀解决盗窃这类如小鸡的微小案件，有矫枉过正之嫌，容易导致的严重浪费司法资源和大面积侵犯人权的危险。刑罚的功用不是万能的，但针对危害公共安全或是危及民众安全感的犯罪，刑法并不能一味去谦抑，否则是对刑法谦抑性的误读。
表面上看，扒窃很少的财物的案件，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不大，对此行为入罪处理过于苛刻，这实际上忽视了扒窃行为潜在的危险性。扒窃不是单纯的盗窃侵财，而是在公共场所，在光天化日下对被害人近身财物的窃取，对被害人安全感的破坏远远超过普通的盗窃，尤其是一旦扒窃行为被当事人察觉，扒窃行为人有可能转化为对被害人人身安全法益的侵害，行为人具有极大的人身危险性而有必要予以刑事规制。
“扒窃”入刑，旨在发挥刑法一般预防的功能，凸显了立法者对民众安全感的关注，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。法律致力于社会成员的共同福利，法律的价值之一在于它给人们以一种安全感和可靠感。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发展，在车站、码头、商场、公共交通工具等公共场所中的“扒窃”行为日益增多，扒窃犯罪者作案频繁而密集，这种情况已经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，极大地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。近年来，北京市公交扒窃刑事案件数量、涉案人数等方面均呈现了明显上升。据统计，仅以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“修八”实施后半年时间为例，2011下半年，北京市发生公交扒窃案件为200多件，而2010年同期的案件数约为80余件，案件量增长近3倍。因此，从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民安宁生活层面看，扒窃入刑也并非牛刀杀鸡。
当然，本次研讨专主要立足于解剖实践中各种形式扒窃的典型个案，解决扒窃案件司法认定上争议，侧重于规范刑法学上的解读适用。实务操作中,扒窃案件处理的还应注意以下几点：
一是正确把握刑法解释，注意与刑法第13条但书的协调。刑法第十三条后半段规定：但是情节轻微，危害不大的，不认为是犯罪。有观点认为，扒窃行为本身具有潜在的危险性，因而扒窃一元钱也应入罪处理的，对此不能一概而论。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属于刑法总则条款，适用于理解所有分则犯罪构成。扒窃钱财非常少或者没有使用价值，并且没有特别情况，应认定为情节轻微，危害不大的，而不认为是犯罪。
二是慎用起诉裁量权，注意司法能动与司法谦抑的平衡。刑法立法和适用讲求谦抑原则，从诉讼经济、刑事政策考量同样要求司法具有谦抑性。一方面，法律权威需要信仰，司法人员必须严格执法，另一方面，也要避免机械执法，考虑将扒窃行为一律入罪处理的必要性，而应综合考虑犯罪动机、犯罪情节等个体差异，慎用起诉裁量权，避免如同伏尔泰笔下冉阿让那样社会底层人士因生活所迫而扒窃的，根据法律受到形式上的公正处理而实质上是受到法律不公正的对待。
三是关注扒窃惯犯的矫正，注意刑事处理与其他行政措施处理的衔接。司法实践中，一直以来对于情节较为轻微的扒窃惯犯，或是认罪态度较好的，通常送去劳动教养而不作为刑事犯罪处理。现阶段，在劳动教养制度废除之后，检察机关在对扒窃案件作不起诉处理的同时，还要注意充分考虑使用其他非刑罚化处理方法，寻求社区矫正等刑罚替代措施，以达到对犯罪行为的矫正，注重社会防卫的司法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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