禁止司法说情：去除选择性执法才是根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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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，各地检察院都在制定对领导干部打探案情、说情登记、记录、报告的制度规定，这对于实现检察环节司法公平公正是有益的。但是，我认为不准领导干部说情尚只是治标，去除选择性执法才是治本，因为只要存在选择性执法，就为说情提供了现实土壤。治标不治本，司法说情就只能是禁而不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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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察环节最大的自由裁量权是相对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。“可诉可不诉的不诉”是检察机关宽严相济政策的一项原则，但“可诉可不诉的”这种表述我一直是不赞同的，因为这句话里面包含的逻辑就是：检察院有很多案件是可以起诉也可以不起诉的，是起诉还是不起诉是检察官可以选择的，这无疑公然宣称检察院的不起诉是在选择性执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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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上这种选择性执法可能确实存在。因为相对不起诉要层层审批，要经科处务会讨论、检委会讨论，程序很繁琐，还有徇私之嫌，而既然是“可诉可不诉的”，承办人何必费此周折，大多都会选择一诉了之。而最终得以不诉的，就可能存在人情案、关系案甚至金钱案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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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从根本上杜绝司法说情，就要最大程度地去除这种选择性执法。“可诉可不诉的”这种公然承认检察院选择性执法的表述建议废止，改为“可不诉的应当不诉”。这就如同《刑法修正案八》，规定了符合特定条件的三种人“应当宣告缓刑”，法官没有选择余地。此前，“可判缓刑可不判缓刑的”同样为法官选择性执法提供了条件，立法从根本上解除了这种可能。检察机关的不诉权，完全可以借鉴这一立法经验，明确哪些情形应当不起诉，哪些情形应当起诉，而不存在“可诉可不诉的”灰色地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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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这种明确界定，并不会导致机械司法，因为具体到某个案件，是否属于应当不起诉的情形，仍然需要检察官的目光“往返于法律与现实之间”，运用司法经验作出判断。这种判断的适当性，仍然是考核检察官公诉水平和司法智慧的重要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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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划分应当起诉、不起诉的案件范围后，就应当将这种执法标准公告于天下。相信各地检察院都有一个类似于《相对不起诉标准》的内部文件，明确划定了各类案件可以作相对不起诉的具体标准，但这个标准是密而不宣的。这个标准限于内部掌握，正是因为现实中没有被严格执行，选择性执法在所难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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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要使这种选择性执法丧失可能，仅靠检察机关内部约束和自身监督是不够的，应引入强大的外部监督机制。当前，检务公开已成共识，但在公开的内容和尺度上，各地检察院存在差异。我认为，这种公开应当是赤诚坦荡的，每一个不起诉案件都应当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社会和当事人监督。这样，每一个当事人都可以通过与已作不诉案件的比对，知道自己是否应当获得不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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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大部分检察院都没有做到这种尺度的公开。没有勇气公开，一方面是担心选择性执法被曝光，一方面是毕竟每个案件有每个案件的情况，而当事人可能随意参照某个不诉案件，要求检察院同等作不诉。前面这种担心是不应该有的，后面这种担心也不必有，因为只要检察官耐心释法说理，是能够赢得当事人信赖和尊重的。即使个别当事人无理缠访缠诉，只要检察官是坦荡无私的，就不应对此感到恐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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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相信，只要解除了检察官选择性执法的权力，司法说情自然就没有存在的空间。同时，解除检察官的这种权力，也是对检察官最好的保护，因为没有权力，是回绝说情的最好理由。
